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 以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應對逆全球化

2021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是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第一年，也是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起步之年。為在落實“十四五”規劃上有一個良好開端，金融機構應在研判經濟形勢的前提下，形成清晰的發展導向。

“十三五”時期的主要成就與基本經驗

2016年到2020年，是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發展時期，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穩妥化解前期刺激政策的副作用，成功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這一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突出成就。

“十三五”規劃初期，國民經濟按照“三去一降一補”和“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針，推進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調整經濟結構，國內供需關系明顯改善。其中，2016年到2018年期間，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在“7%”附近呈中高速運行，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圍繞6.3%上下窄幅波動，工業企業利潤增速長期處于兩位數以上，全國工業生產加快，企業經營效益向好。截至2020年年末，我國GDP首次突破100萬億元大關，達到101.6萬億元，約占世界經濟比重的17%，較2016年增長36%，經濟實力實現大幅躍升。

決戰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勝利。過去的五年，黨和國家帶領全國人民脫貧攻堅，成果舉世矚目。其中，消除絕對貧困現象，5575萬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發生率從5.7%降至零。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醫療保險覆蓋超過13億人，基本養老保險覆蓋10億人。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升，2020年城鎮新增就業超過6000萬，年末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目標基本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勝利在望。

更為難得的是，面對大疫當前百業艱難，黨中央、國務院及時作出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工作部署，科學應對、精準施策，緊盯科學防疫抗疫、服務實體經濟、防范復雜風險，從增加信貸規模、降低融資成本、拓寬金融服務的廣度深度等方面，為實體經濟復工復產提供有力支持。在宏觀政策保障下，我國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復工復產、率先實現經濟正增長，工業企業利潤自2020年二季度開始逐月溫和修復，同比增速由一季度末的-34.9%回升至年末的20.1%，完成了V形曲線右側的單邊上揚。中國作為2020年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和全球經濟體中發展確定性最高的國家，吸引了大量跨境避險資金涌入我國資本市場，推動了人民幣匯率走強和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資產中的占比提升。

總體來看，“十三五”時期，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穩妥消化了“三期疊加”時期經濟刺激的影響，科學調整，有序引導中國經濟步入了健康發展的新常態。同時，政策穩慎應對日益復雜的國內國際環境，通過相機決策和堅定不移實施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實現了經濟結構調整優化、供需錯配緩解改善，為推動“十四五”時期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確保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奠定了堅實基礎。

“十四五”開局之年的經濟形勢及前瞻

(一)挑戰。一是疫情傳播是“十四五”開局之年的最大不確定性。不同于2002年重癥急性呼吸綜合征(SARS)傳播僅限于個別國家和地區;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僅對金融、貿易和生產造成影響，2020年突然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響著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以及人們的生活，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都遠超前者。雖然目前新增確診病例較峰值時的80萬人/天有所下降，但疫苗生產的供應不足與全球分配不均，導致低收入國家疫苗“一劑難求”，依賴疫苗接種較快遏制并戰勝新冠大流行的預期，短期內難以實現。

二是疫情深刻改變了全球治理與經濟增長格局，并將在“十四五”時期持續影響全球經濟再平衡。政治方面，疫情發生后，我國率先走出危機、有效復工復產，與美國總統換屆黨爭升級、國內撕裂形成鮮明對比，全球治理機制對此做出重大調整，由美國為主導的全球治理結構加速轉向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力量博弈加劇。經濟方面，各國政府在國民經濟和社會領域的干預增多，赤字上升與貨幣超發影響全球長期利率加速下探，形成全球投資效率和投資增速的同步下行。這些影響經濟增長超越臨界范圍的因素，引發了更多投資、避險資金涌入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推動資產價格脫離經濟基本面非理性上漲。其中，2020年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在增長不足2%的情況下，股票市場經歷4次熔斷，三大股指最終于年末紛紛實現收漲，納斯達克指數全年累計漲幅43.64%，道瓊斯指數漲幅7.25%，標普500指數漲幅16.26%。同期，美國凱斯-希勒(CS)房屋指數同比增長10%，推動全美房地產價值增加2.5萬億美元，增幅創下2005年以來新高。社會方面，各國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階層固化加劇，包括“涓滴效應”在內的特朗普經濟學被證偽，疊加次貸危機后主要經濟體經濟增長長期停滯，低通貨膨脹、高失業率、經濟反彈乏力困擾西方主要經濟體健康可持續發展。全球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的不確定性與日俱增，將在“十四五”時期持續影響全球經濟復蘇與我國宏觀政策的制定。

三是各國抗疫刺激政策是否轉向，成為影響我國宏觀政策抉擇的又一不確定性。短期看，隨著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疫苗加快接種以及各國積累了一定防疫救治經驗，主要經濟體制造業和服務業開始溫和復蘇，就業指數逐步改善，美國兩大通脹指標(CPI)和個人消費支出平減指數(PCE)也于2020年4月底開始溫和修復。隨著疫情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負面邊際效應逐步遞減，包括美聯儲“無限量寬”在內的各國非常規貨幣政策或將發生轉向，我國疫情防控帶來的經濟復蘇領先優勢也將隨之消失。主要經濟體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預期，將使部分投機做空人民幣的逐利資本回流，對我國造成輸入型通脹的同時，也將對宏觀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

(二)機遇。一是經濟增長有基礎。一方面，雖然2020年年末入冬以來個別地區疫情形勢有所反彈，但受益于防疫經驗豐富、治療手段提升以及疫苗加速研發應用等因素影響，疫情二次沖擊我國的范圍有限;另一方面，在抗擊疫情保障政策堅持“穩字當頭、不急轉彎”影響下，2021年我國將延續以適度貨幣增長和政府投資保持對經濟恢復的必要支持力度，進一步夯實復蘇的基礎。預計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帶動下，全年GDP有望觸達8%以上，扣除去年低基數影響，預計全年GDP增速可能在5%~6%之間。

二是對外貿易有空間。受益于外需向好，國內產業鏈、供應鏈較早修復與較快達到趨勢水平，我國成為全球防疫物資的最大生產、供應與出口基地。2020年下半年以來，外貿增長強勁反彈，全年實現貿易順差5350.3億美元，創2016年以來新高;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進一步提升，全年貨物和服務凈出口拉動GDP增長0.7個百分點。另外，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公布的國際市場份額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10月末，我國進出口、出口、進口國際市場份額分別達到12.8%、14.3%和11.5%，創歷史最好紀錄。預計伴隨海外制造業恢復，國際市場需求進一步改善以及我國實施更高水平對外開放，2021年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將繼續拉動GDP穩定增長。

三是消費增長有潛力。2020年我國將就業置于優先地位，“穩就業”“保居民就業”被分別擺放于“六穩”工作和“六保”任務的首位。全國持續擴大就業容量，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年末城鎮新增就業1186萬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同比增長1.2%。充分就業目標的達成，為落實好擴大內需戰略，發揮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帶動起到了積極作用。預計后疫情時代，隨著交通、餐飲、旅游、住宿等服務業進一步復蘇，國民儲蓄率上升增厚消費動能以及人員流動限制性規定取消，2021年最終消費支出對GDP的拉動作用，將從去年的負貢獻(-22%)轉為正貢獻，并將延續穩步修復趨勢。

四是投資活力有方向。為應對疫情，金融機構和政府部門雙雙加大投資力度。金融機構方面，2020年年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172.75萬億元，同比增長12.8%。分用途看，企事業單位貸款余額110.53萬億元，同比增長12.4%;工業中長期貸款余額11.01萬億元，同比增長20%;普惠金融領域貸款余額21.52萬億元，同比增長24.2%;綠色貸款余額11.95萬億元，同比增長20.3%，疫情防控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獲得了更多資金支持。政府部門方面，2020年我國適當提高財政赤字率(從2.8%提高至3.6%)，實施2萬億元中央財政直達資金(發行抗疫特別國債1萬億元，增加赤字規模1萬億元)，安排地方政府新增專項債券3.75萬億元，中央預算內投資的外溢效益與撬動作用不斷提升，在2020年1~2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大幅下降24.5%之后，年末固定資產投資實現了同比增長2.9%。與此同時，2020年年末我國政府債余額46.55萬億元，占GDP的45.8%，低于國際通行的60%負債率;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不斷增加，政府在金融機構的財政存款持續增長，合理的政府杠桿率與持續增加的財政收入，為今年穩投資提供了重要支撐。預計在宏觀政策繼續保持對經濟恢復必要支持的力度下，2021年金融機構與政府部門將繼續加大針對制造業、小微企業、綠色發展等領域的信貸支持，特別是加大關鍵制造業領域、國家戰略科技、基礎研究的投資保障，嚴控“兩高一剩”與房地產行業投資，保持房地產規模合理增長。

“十四五”時期我國金融發展重點

(一)服務實體經濟發展，促進經濟循環暢通無阻。“十四五”規劃從問題導向出發，明確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化解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緩解居民收入不充分，實現 “中等收入陷阱”跨越，就必須依靠創新驅動發展。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和血脈，在補齊現代產業體系建設融資短板，貫通企業創新、生產、銷售各環節方面，承擔著重要的牽引作用。因此，金融機構應把服務實體經濟作為自身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將更多的金融資源引導至戰略性新興產業建設、企業技術創新、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與現代化水平提升、生態系統質量提高以及國家重點戰略實踐等領域，在5G通信技術、生物醫藥、高端裝備、新能源、碳中和、科技成長等前沿技術，大健康、消費升級、現代服務業、新基建等重點領域，“三農”、綠色貸款、中小微企業等信貸薄弱環節，持續增加信貸供給力度，特別要在一些“卡脖子”的基礎零部件、基礎工藝、基礎材料等關鍵點持續發力，全力支持我國制造業從“制造”邁向“智造”。應緊緊圍繞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的目標，全面落實國家房地產長效機制，認真落實“房住不炒”，高頻監控房地產貸款規模增速，嚴格監控經營貸款、消費貸款等資金流向，推動金融資源更多地流向實體經濟。應加快優化金融要素市場，破除無效供給、低效供給，著力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暢通股權融資渠道;規范債券市場發展，提升直接融資占比;完善保險經濟補償和巨災、普惠保險制度，拓寬保險資金支持實體經濟渠道，使“金融”這一重要的生產要素，能夠從低質低效領域向優質高效領域自由流動，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質量的投入產出關系，實現金融與經濟發展在高水平上的動態平衡發展。

(二)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與高質量發展。隨著中國于2011年超過美國成為制造業第一大國，2013年超過美國成為貨物貿易第一大國，中美摩擦已由經貿蔓延至科技、社會、意識形態等多個領域，面對日益復雜變化的外部形勢，塑造強大而穩固的國內經濟基本盤至關重要。對此，金融機構應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一方面，助力我國形成強大國內市場，夯實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有序引導居民在消費、儲蓄、投資等領域進行合理安排，穩慎帶動居民資產配置從不動產為主的非金融資產轉變為凈值型理財、證券、基金、保險等金融風險資產，以此撬動全社會的投資活力與熱情;另一方面，助力我國搶抓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機會，加快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從之前追求“鐵公基”“五朵金花” 投資，轉向全力支持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綠色環保和航天航海等產業發展，助力新興產業鏈建設，利用金融資源打通科技創新、科技成果轉化的通道，推動傳統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持續推動社會融資成本明顯降低，繼續維持貸款市場利率(LPR)在歷史低位穩定運行，運用市場化自律機制與監管部門一道，共同作用推動存款市場利率繼續下探。

同時，金融機構自身也要加快向現代金融轉型升級，糾正以往過分追求經濟增長、規模擴張的發展路徑和資金“脫實向虛”的發展模式，轉而要更加注重發展的質量與可持續性，將企業社會責任(CSR)和環境、社會、治理(ESG)融入企業發展的內生動力。加快健全現代金融企業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股權結構、激勵約束和風險控制機制;加速數字金融、科技金融創新與建設，豐富金融產品與服務內容。金融市場體系要堅持整體性、系統化、協同性改革，加快彌合體系內部的結構性和功能性缺失部分，完善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機制，構建穩健、高效、包容式發展的金融體系。

(三)以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應對逆全球化。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環，對外開放是我國的一項長期的基本國策。隨著我國邁入新發展階段，對外開放也面臨新的任務。對此，金融機構應抓住人民幣國際化的歷史機遇，大力發展交易銀行業務，為“引進來”和“走出去”企業提供跨境融資、并購、現金管理服務，持續豐富跨境金融產品與服務的多樣性。引導企業樹立“風險中性”理念，為基于“實需原則”和“風險中性原則”的進出口企業提供外匯金融服務，切實規避匯率波動風險。穩步推進海外布局，強化內外機構聯動，持續增強跨境交易、投資、風險等管理能力，在匯率波動中抓住市場交易機會。

(四)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面對嚴峻復雜的國際環境，金融機構應堅持底線思維，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堅持黨中央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繼續完成“三去一降一補”重要任務，助力國家宏觀杠桿率保持基本穩定，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遵循金融發展規律，堅定不移走市場化金融改革發展道路，實現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協調發展。穩慎處置各類高風險事件，抓實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用好債轉股等創新工具穩妥化解企業信用風險，嚴密防控國際金融風險，嚴格監控重點領域資產價格波動，防范資產價格大起大落帶來的宏觀金融風險，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貢獻金融力量。

(作者為民生銀行總行辦公室高級經濟師)

關鍵詞： 逆全球化 金融風險 實體經濟 經濟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