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距離他第一次接觸抗戰老兵，已過去二十個春秋。

這位曾用十二年光陰追逐新聞真相的媒體記者，如今正以更綿長的歲月，丈量歷史深處留下的那些痕跡，將一個個抗戰老兵和陣亡將士的名字，銘刻在公益中心的墻上。

“我們想讓每一個為國家戰斗過的人，都在時光里留下不滅的痕跡。”孫春龍對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說。

從記者到公益人最沉重的莫過于直面死亡與認知斷層

二十年前的“金三角”之行，無意中為孫春龍開啟了一扇沉重的歷史之門。

2005年，孫春龍作為記者赴緬甸采訪，在當地，他遇到一位留在那里的中國遠征軍老兵。老人得知他來自北京，又是央媒記者后，激動地向他講起了所經歷的抗戰歷史。

回國后，孫春龍瘋狂補課，搜索中國遠征軍的各種資料，“我感覺很慚愧，一個跑新聞的都不太清楚，普通人更可能一無所知。”從此，“中國遠征軍”五個字成了他心頭沉甸甸的牽掛。

大約兩年后，孫春龍開啟了對遠征軍老兵的尋訪。他至今清晰記得，自己正式訪問的第一位老兵，是留在緬甸密支那的湖南桃源人李錫全。當問老人多久沒回家時，對方一句“1938年出來打仗，就沒回去過”，令孫春龍深受震動。

70年時光瞬間在孫春龍眼前折疊，這場尋訪，讓孫春龍心底萌生了發起“老兵回家”公益活動的念頭。孫春龍說，從那以后，他便利用業余時間做“老兵回家”。

老兵董趙朝的抱憾離世，最終讓他下定決心全身心投入這件事。

“我們花了大半年找到老兵的故鄉，趕去接他(董趙朝)時，卻發現他已經走了。”孫春龍忘不了志愿者拍下的最后影像：董老坐在土坯房床沿，眼巴巴望著鏡頭，那是一個游子對故土最后的凝望。

“那種對回家的渴望，我一輩子都忘不了。”孫春龍說，當時他就決定投入更多的精力與時間賽跑，去讓更多漂泊在外的老兵回到故鄉。2011年，孫春龍辭去記者工作，創辦基金會后全職投入“老兵回家”。

全職投身公益后，孫春龍才發現，最大的困境并不是之前設想的資金問題。“有人問‘為什么要幫遠征軍 ’，有人疑惑‘他們怎么會留在緬甸’。”孫春龍坦言，歷史認知的斷層像一道無形的墻，而比這更沉重的是不得不直面的死亡。

“當我們與這些老人建立情感鏈接、像親人一樣相處后，過幾年他們又一個一個地離開，心里非常難受。”孫春龍說，其間他也曾因此一度回避接觸老兵。

直到策劃“給老兵拍婚紗照”活動，才找到一絲光亮。“歷史太沉重，但我們可以讓他們晚年多些快樂。”孫春龍介紹，十余年來，“老兵回家”項目支出超4億元，幫助400多個家庭找到在戰爭中失散的親人，提供醫療保障和住房改善。“比如我們給一些老兵發生活費，剛開始每月300元，這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安慰。”

開啟“為愛止戈”收集到30萬個名字帶陣亡將士遺骸“歸隊”

“很多老兵都告訴我一句話，‘我們當年去打仗，就是希望我們的后代再也不要打仗’。”孫春龍說，隨著時光流逝，在世的抗戰老兵越來越少，他將目光轉向尋找陣亡將士遺骸，開啟了“為愛止戈”。

孫春龍發愿建一座紀念館，把抗戰中犧牲的將士們的姓名、故事盡可能搜集回來，刻在墻上，“那才是對他們最好的紀念。”

早在2008年，孫春龍在緬甸讓當地華僑帶他去祭拜中國遠征軍墓地時，眼前的景象令他震驚，他被帶到了荒郊野外的一個菜園子。孫春龍抱著一束菊花茫然站立，“連鞠躬該朝哪個方向都不知道”。臨走時他在心里發誓：“終有一天我要找到他們，帶他們回家。”

誓言化為尋找遺骸的征程。此后，孫春龍和團隊在十多年時間里，在全國找到近2000具抗戰陣亡將士遺骸，并通過與國內專業鑒定機構、高校合作進行DNA鑒定，進一步歸檔留存。“找到那些散落荒野的遺骸，然后幫助他們找到家人，讓家人知道他們的名字，然后給他們厚葬。”

但孫春龍心頭始終壓著一個數字：“我們目前收集到的名字只有約30萬。”還有無數家庭至今不知道親人埋骨何處。孫春龍說，他見過89歲的老人帶著母親遺愿，千里迢迢來尋找外公的名字；還見過有人背著十幾公斤的爺爺遺物，只為問一句“他算不算英雄”。

今年4月，南岳衡山腳下，凝結著孫春龍心血的“為愛止戈”公益中心落成。孫春龍對首批參觀者致辭時說：“這里記述的，是宏大歷史中的個體生命。這些小人物的故事，是歷史的血肉。留下歷史的細節，是為了告訴活著的人，和平來之不易。”

彌補歷史的細節每個被找回的名字都是一座永恒的坐標

“每一個士兵都應該留下名字。”采訪中，孫春龍指著公益中心的展墻，“我們這里每一處都在突出名字——在世的老兵、陣亡的將士，他們都該在這個世界留下痕跡。”

孫春龍的辦公桌上，堆著從美國、日本檔案館復印的資料。如今，他和團隊的重心已轉向尋找陣亡將士遺骸與歷史資料。他解釋道，中國民間抗戰研究從上世紀80年代才慢慢起步。

“當事人不在了，有些資料被損毀，有些記載混亂。”即便如此，孫春龍和團隊仍在堅持。他希望普通人也能寫自己家的抗戰史，哪怕只是零碎的故事。

有時，他像搭積木一樣拼湊歷史的細節，會有意外的發現。孫春龍說，他們曾搜集到一位參加過衡陽保衛戰的連長許健的結婚證，又在另一位軍官萬劍舞的回憶文章里，找到關于許健犧牲和被掩埋的記錄。

“這是無比浩大的工程，但值得做。”面對“為什么要糾結這些細節”的疑問，他回應道：“無數個這樣的細節連起來，歷史才會鮮活。”

孫春龍坦言，他們照顧過很多老兵，但相比當年數百萬從軍者，不過是“抓住了一點尾巴”。但這“一點尾巴”的意義，在無數家庭中靜靜流淌。孫春龍難以忘記：有阿姨打來電話，只為說一句“我爸爸是抗戰老兵，有人記得他，我就滿足了”。

他說，若國家再遇危難，年輕人是否愿意挺身而出，與“我們今天是否記得那些曾為國家赴死的人”息息相關。“對我們來說，每天都是紀念日。能多找一個名字，多接一具遺骸回家，就夠了。”

窗外的衡山忠烈祠豐碑挺立，公益中心墻上的名字日漸稠密。孫春龍知道，在歷史的褶皺里，每一個被找回的名字，都是一座永恒的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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