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現場 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王維宣攝

高胡大師呂文成

呂文成用過的高胡 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卜松竹攝

泉州南音二弦

廣彩仕女奏樂圖大碗

綠釉浮雕伎樂紋胡瓶

高胡，即“高音二胡”，又稱“粵胡”。20世紀20年代，在中西音樂文化激烈碰撞的時代潮流下，高胡融合了傳統民族弓弦樂器與西洋弓弦樂器的特點，應運而生。其音色與調式完美演繹了廣東音樂的明朗與積極，引領廣東民間音樂的嶄新發展，更是中國民族音樂海納百川、兼收并蓄的生動例證。

近百年來，高胡影響下的廣東民間音樂深受粵港澳三地人民喜愛，成為廣東音樂藝術一張“響亮的名片”。

粵胡百年

為一種樂器辦一個展覽

8月26日，“粵胡百年——高胡與廣東民間音樂文化展”（以下簡稱“粵胡百年”）在廣東省博物館開幕。在3個月的時間里，這種在中國民族音樂史上卓然不凡的樂器，將陪伴大家一道走入一段精彩的音樂時空。

展覽聚焦廣東地區代表性民族樂器——高胡，匯集粵劇與粵樂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關的音樂藏品、民俗風物，分為“絲路弦音”“粵調自成”“粵韻和鳴”“粵藝長歌”四大篇章，講述胡琴的歷史源流、高胡的創制由來、音樂藝術與文化影響，借助多媒體互動、沉浸式展演、多感官體驗等方式，為觀眾全方位展示高胡與廣東民間音樂的藝術魅力。

在“粵胡百年”展覽中，大家能看到一代名家呂文成使用過的高胡。

呂文成，廣東中山人，擅長二胡、揚琴的演奏。結識小提琴家司徒夢巖后，兩人相互啟發，結合中西弓弦樂器的特色，改二胡絲弦為小提琴鋼弦，采用雙腿夾奏的方式，創制了獨具嶺南樂調的高胡。其代表作《步步高》等膾炙人口，長奏不衰，成為廣東音樂的經典名作。

展覽中，大家能看到二胡以及與之相關的“胡琴”的發展流變。在一件唐代綠釉浮雕伎樂紋胡瓶上，兩面有伎樂人物，左為演唱者，右者胸前橫抱一琵琶演奏。唐代胡樂文化盛行，“胡琴”一詞在當時多指琵琶。另一件泉州南音二弦，與《樂書》中奚琴的形制相似，軸頭與板面同向，沒有現代二胡的“千斤”。清乾隆時期的廣彩仕女奏樂圖大碗上，女樂師們正在演奏云鑼、胡琴、三弦、碰鈴、鈸、琵琶、拍板、鼓、笛、笙等樂器。這些東方樂器的動人身姿和發出的美妙旋律也曾深深打動當時的西方人。

胡琴家族新成員

融合中西弓弦樂器，始創高胡

“粵胡百年”展覽策展人李瑞琦說，高胡的發展經歷了漫長的過程，是在不斷的文化交流之中綻放出的奇花。

自漢代張騫開通西域，胡樂文化就沿著絲綢之路源源不斷地向東傳播。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大融合，胡漢文化的交流在隋唐時期達到鼎盛。從宮廷到民間，人們以研習胡樂為風尚。

早期歷史文獻中所說的“胡琴”泛指西域傳來的各類樂器，包括胡笛、胡琴、胡箜篌等，后來才逐漸專指弓弦類樂器。在時間和地域風土的共同作用下，不同民族交流融合，胡琴逐漸演變出了形態各異、特色鮮明的多種器形，衍生出一個龐大的胡琴家族。在“粵胡百年”展中，我們便能在高胡之外，看到二胡、四胡、墜胡、板胡、京胡、椰胡、粵劇二弦、潮州二弦、南音二弦、潮爾、馬頭琴、艾捷克、藏弦胡、馬骨胡等多地區、多民族的“胡琴”。

據李瑞琦介紹，明清時期，受中原文化的影響，粵人也善操琴、吹簫、彈奏琵琶，粵劇、木魚、南音等本地民間藝術開始活躍。1843年上海開埠以后，大量廣東人赴上海謀求新的發展機會，把粵地方言、文化、習俗帶到了滬上。開放包容、善于創新的廣東人，在保持粵調音樂特色的基礎上，融合中西弓弦樂器特點，創制出高胡。在一代代廣東音樂家和制琴師的努力下，高胡的形制和音色得到不斷改進，逐漸成為中國民族樂器的重要代表。

與二胡相比，高胡琴筒較細，多為圓筒形。其定弦一般比二胡高一個純五度或者純四度，音色清澈、明亮，成為我國民族管弦樂隊中拉弦樂器組的高音樂器。

誕生故事

用腿夾住琴筒彈奏，高胡樂音清麗華美

從20世紀20年代始創，雖然已走過百年歲月，但高胡在中國民族樂器的大家庭中，仍可算是最“年輕”的成員之一。有關它的誕生，流傳甚廣的說法頗具故事性。

據高胡大師、被譽為廣東高胡第三代傳人的余其偉對黎紫君《呂文成成名史略》的引述，當時，呂文成在上海中華音樂社揚琴獨奏《梅花三弄》和《小桃紅》，大受好評，“為廣東人在異地吐氣揚眉”。為了避免人們對他有“獨沽一味”的譏誚，他又決心在二胡方面下苦功。四個月后，他的二胡技藝已經突飛猛進。但在臥虎藏龍的江南，要在二胡演奏中爭得一席之地談何容易。于是他創造性地“以上盤線（第一把）作低音，改以中盤和下盤線（第二和第三把）作主音”，“經過這一蛻變，果然很是悅耳”。也就是說，他在七板線轉調法（即以七音律的每個音作主音進行七種轉調）的啟迪下，用轉調的二胡奏出獨特音色的粵樂。這一舉動便成為高胡誕生的先河。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廣東經濟有過一段繁榮時期，也帶動了文化教育的繁榮，樂器行隨之興盛，僅琴行便有二三十家，主要集中在濠畔街一帶，代表者有“金生”“德聲”“亨泰”“悠揚閣”“正聲”等。一些琴行制作的樂器遠銷上海、湖南、山東等地，甚至出口到美、加、南洋一帶。1926年左右，呂文成從上海來廣州演出，曾多次到德聲琴行去，常蹲在功夫凳上與工人們聊天。一次，因為氣候潮濕，呂文成隨身攜帶的江南二胡蛇皮脫膠。在當時名揚省港的胡琴制作師何鑒的建議下，參考廣東二弦的制作特點，呂文成為他的二胡臨時蒙上較緊的蛇皮，并換絲弦為鋼弦。試奏后發現發音清脆，但帶沙音。于是他們反復實驗，最終發現用腿夾住琴筒演奏，可以發出清麗華美的樂音，與傳統二胡大異。正式演出后轟動一時，粵人爭相效仿，遂有“粵胡”或“廣胡”之名。到20世紀40年代，“高胡”之名才出現。

改進形制

分寸之間，盡顯制琴師獨到技藝

當時的高胡在外形結構上未能跳出江南二胡的模式。二胡琴桿較長，呂文成將其截短幾分才適合高胡發音的張力比例。此外六角形的共鳴箱影響了高音區發音的敏感度，加之舊時工藝相對粗糙，六塊板難以做到厚薄、質地均勻，所以妨礙共振，音色不理想。呂文成和何鑒參考廣東傳統竹二弦、提胡的方法，改用圓形茅竹筒作為高胡共鳴箱，使音色脆而美。后來又經眾多琴人及制琴師不斷改進，終于有了今天我們看到的高胡。在展覽中，就能看到一件呂文成用過的高胡。

高胡的制式，從呂文成的最初改制到如今的形制已然發生許多變化。原料的選用、琴桿的樣式、琴筒的造型、蒙皮的選材、纏弦的順序無不影響著一把高胡的音質。分寸之間，盡顯制琴師的獨到技藝。

李瑞琦說，高胡的音色與調式完美演繹了廣東音樂的明朗與積極，引領廣東民間音樂的嶄新發展，更是中國民族音樂海納百川、兼收并蓄的生動例證。近百年來，高胡影響下的廣東民間音樂，深受粵港澳三地人民，甚至是全國人民、海外華人華僑的喜愛，成為廣東音樂藝術一張“響亮的名片”。

粵劇、粵曲和廣東音樂被譽為“嶺南藝術的三大奇葩”，早已深深融入廣東人的生活。高胡清脆明亮的音色、擬人化的音調、靈活多變的旋律，不但與粵劇、粵曲拍和相宜，更是以其獨特的音樂表現力引領廣東音樂的發展。這一獨具嶺南特色的樂隊領奏樂器，近百年來不斷融匯創新，開拓出屬于廣東民間音樂的全新天地。

自從引入高胡作為主要樂器后，廣東音樂因其在獨奏、重奏、協奏等方面的表現力突出，在形式與編曲上有了更多的可能。在粵劇領域，高胡的引入迎合了粵劇劇院演出突出聲腔藝術的表演需求，形成了以高胡為“頭架”，“融合南北戲劇之精華，綜合中西音樂而制曲”的樂隊配置。與此同時，廣東音樂也逐漸被粵劇、粵曲吸收接納，三者相互滲透，共同發展。

高胡名曲

《鳥投林》 模仿鳥鳴創始之作

《下山虎》 抗戰中振奮民族精神

“粵胡百年”展出的一件佛山襯色剪紙《小鳥天堂》，反映了廣東江門新會“小鳥天堂”的著名景觀。它與廣東音樂中的名曲《鳥投林》形成了美妙的呼應。《鳥投林》是廣東音樂演奏家易劍泉創作于20世紀30年代初的作品，描繪了夕陽余暉未盡、百鳥歸巢的景象。此曲原用灌水陶瓷小鳥吹奏模仿鳥叫聲，后經高胡演奏家劉天一改用高胡高音區的滑音，發出生動逼真的鳥叫聲，呈現出百鳥爭鳴的意境。這一技巧使該曲成為高胡模仿鳥鳴的創始之作，經久不衰。

在抗戰的烽火中，高胡也曾以高亢的樂聲振奮民族精神。廣東音樂《下山虎》乃呂文成于民族危亡之際創作的作品，旋律明快有力，展現出老虎下山時的敏捷矯健、威武勇猛之勢。音樂家冼星海在他的最后一部管弦樂作品《中國狂想曲》中，也融入了此曲，表達對祖國的贊美和民族必勝的信心。

策展人李瑞琦介紹，自創制以來，高胡以獨特的嶺南韻味、高超的演奏技藝，吸引了眾多音樂家和音樂“玩家”的關注，也成為民族樂團中高音部的重要樂器。

高胡、粵劇、粵曲、粵樂均是嶺南音樂文化的瑰寶，不僅在廣東地區流行至今，在粵港澳地區、海外粵語流行地區也產生了深遠的文化影響。廣東人積極樂觀、敢于拼搏、開放包容的精神也隨著音樂融入燈火萬家，走向世界。“高胡將廣東人樂觀昂揚的奮斗精神，從珠江之畔傳向世界舞臺。”李瑞琦說。

文/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 卜松竹 通訊員粵博宣

圖/廣東省博物館提供（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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