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訊息：群眾參與式內容核查的流變分析

(相關資料圖)

互聯網滲透到人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僅就內容傳播領域而言，由于體量龐大，內容繁雜，導致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對這些海量的信息進行核查。在陜西師范大學郭棟老師的《互聯網時代的事實核查嬗變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書中，第五章在對2003年發起的反網絡低俗內容行動進行論述時，提出了一個值得注意的觀點，即，這次反黃行動留下的一個重要的治理資源是：群眾參與的內容核查模式。

自互聯網內容產業產生以來，低俗內容就一直被各方人士所詬病，而在實踐中，治理低俗內容的策略，則從頂層設計到內容實踐層面，皆有所涉及，不過大多情況下，治理的主體被定位為各類監管機構和平臺方。網絡用戶，尤其是普通的網絡用戶，很少被動員起來參與網絡內容的核查與治理，在《互聯網時代的事實核查嬗變研究》一書中，作者通過研究2003年興起的反網絡低俗內容運動發現，該運動的主體就是一干網絡用戶，發起者甚至還總結出一種“群眾參與治理的模式”，“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只要你堅持社會正義、社會道德、社會良知，堅持真理，堅持和保護精神家園的信念，堅持社會責任感，都可以加入這個陣營。”提出這個觀點的是當時的一位大學老師，除此之外，他在當時也僅僅是一位普通的網絡用戶，把群眾參與作為一個陣營，這種模式的積極作用是，用書中的觀點來表達就是，“一種較早的公民參與治理的直觀表達”，它能彌補傳統治理模式存在的不足，畢竟，傳統治理僅僅依靠有限主體的“管和治”難免存在百密一疏的情形。

如果說上述觀點只是理論層面的闡述，那么實踐中的該模式支配的一種核查機構在1世紀初出現了，2004年6月，我國互聯網“違法和不良信息舉報中心網站開通”，“舉報”二字，說明其主體范圍之廣，更多的意圖是動員普通網絡用戶參與到治理實踐中來，如果說這個創新還略顯中庸的話，而實踐中一些機構的做法，則更凸顯群眾參與的特色所在，如2013年，多家機構聯合起來組建“民間萬人鑒定團”，提出的口號是，“人人都是網絡安全鑒定官”，郭棟教授爬梳出2003年、2004年和2013年發生的這三件事件的內在邏輯共性，即，都是鼓勵普通網絡用戶參與網絡內容的核查工作。對于這種模式的作用，《互聯網時代的事實核查嬗變研究》一書這樣總結到，“人民戰爭起到一種磁吸作用，能激活特定的、志趣相投的公民網絡，這個網絡中的群體類似于一個共同體。”

其實，群眾參與對事實核查最大的影響是主體的嬗變，這就涉及到了《互聯網時代的事實核查嬗變研究》一書的主題。網絡產業的迅猛發展使得核查主體的范圍擴大，而且逐漸淡化核查工作的專業性，強調其職業性。當然，這種轉變最初被普通人所認知是通過“黃色新聞”的形式呈現，盡管傳統新聞學理論中，這種新聞類型和色情是完全不同的種類。2013年，十幾家互聯網公司組成的“安全聯盟”公開招聘“鑒黃師”，這則新聞會讓一部分讀者產生遐想的空間，但是，其背后的社會問題很沉重，它代表一種事實核查主體嬗變，這種轉變是從職業層面開始，通過經濟利益刺激的方式來實現的。在論述這個問題時，書的作者首先從存在已久的“鑒定員”職業入手，把研究的時間提前到20世紀80年代，存在于當時媒體的一些和“鑒定員”有關的報道被作者深入分析，得出的結論是，事實核查的主體很早以前就溢出新聞生產機構了！不過，很長時間以來，“鑒定員”這種工作僅僅存在于特定行政機關的特定部門，進入互聯網時代以后，這個職業從行政部門移植到網路內容產業，在該過程中，針對這個職業，在普通人的認知層面發生的最大的變化是，其經濟價值被放大，如年薪20萬、福利好等等。網絡產業中的鑒定員在性別、年齡和技術含量等層面均發生了明顯變化，甚至還有媒體把鑒定員中的女性當作被凝視的對象，于是出現了“媽媽班”“聲音鑒定員”等報道內容。

新技術對群眾參與式的內容鑒定帶來巨大的影響。《互聯網時代的事實核查嬗變研究》一書認為這種影響是雙向的，一方面解放了枯燥的內容核查流程中的人，另一方面，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即最后一英里悖論，該悖論表明，人是不可能完全被機器所取代的，用書中的話來說就是，“新技術的發展存在最后一英里悖論，解決它最終依靠人，人在未來不可能完全消失，只是會退縮到一定的范圍。人工離不開智能，智能也脫離不了人工”。至少，在內容核查領域是這樣的。（作者：徐文策揚州大學副教授）

關鍵詞： 群眾參與 網絡用戶 經濟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