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故鄉的關系，常常被人津津樂道。我們能找到一大批“書寫故鄉”的作家。故鄉作為一個作家的精神原鄉與成長出發地，有著無可比擬的經驗優先性與情感聚焦性。汪曾祺的高郵，沈從文的湘西，魯迅的紹興，都成為獨特的文學地標。中國鄉土文學的興盛，正與僑寓都市的文學青年涌動的鄉愁有關。

然而，不是所有作家都以“故鄉”作為文學主體或是創作題材。“故鄉”是審美經驗的記憶性喚起，而“他鄉”則是審美陌生化的撞擊，甚至“他鄉”在作家的創作中，重要性超過“故鄉”。挪威作家易卜生出生于挪威希恩小鎮，當過醫師學徒，直到20多歲，才去了奧斯陸。易卜生在家鄉并不愉快，他公開批評家鄉保守沉悶的生活，他的筆下極少出現家鄉的背景。

“關注故鄉”似乎能為作家贏得一種道德優勢，而“他鄉”在作家筆下，無論怎么出彩，也會被認為僅僅是一種“素材的選擇”。其實，“故鄉景觀”牽扯情感記憶，“他鄉風景”也可寄托情志，關鍵在于“文學地理”與作家能否簽訂心靈契約，作家的價值觀、心性與審美偏好，究竟與哪個景觀更“心靈契合”。一個外地人，可能終生與本地格格不入，比如沈從文在北京生活多年，始終魂牽夢繞著湘西。但也可能“他鄉作故鄉”，比如明代湖北才子袁宏道，流連蘇州太湖石公山，太喜歡那里了，便自命“石公山人”。他寫了很多關于太湖的詩文，還寫了插花藝術杰作《瓶史》。這種情況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中也比比皆是。劉鶚的《老殘游記》寫活了濟南風物，而他是江蘇丹徒人；浙江烏鎮的茅盾，卻寫出了有北方氣質的《白楊禮贊》；寫出《濟南的冬天》的老舍，則是北京人。往近里說，就蘇州文學界而言，陸文夫先生被人稱為“陸蘇州”，是蘇味“小巷文學”代言人，其實他是江蘇泰興人。

“蘇州”這個他鄉，對我也有重要意義。我不敢與文學大家相比，但在教書之余，也喜舞文弄墨。我是山東人，生長在黃河三角洲的濱州市，我父母都在勝利油田工作。魯北平原與石油國企的文化因子，融入我的血脈。但是，我成為一名“小說家”，是到蘇州之后的事。38歲那年，蘇州大學引進我，當時我頗為忐忑。在那之前，我從未去過蘇州，對蘇州的認知，也僅僅停留在“虎丘”“拙政園”等幾個地名。蘇州大學的師友對我說，北人南“向”，對你有好處。帶著這句話，我來到蘇州。清淡精致的飲食，溫潤的氣候，典雅的方言，纏綿的昆曲與評彈，連同宜人的風物民俗，這一切深深打動了我。我在山東以學術研究為主業，蘇州的審美體驗，江蘇溫潤的文脈，卻激活了我的創作靈感，六七年下來，我出版了好幾部長篇小說，還有中短篇小說集。我的創作素材，一大塊就來自蘇州。前年，為了寫作長篇小說《太湖萬物生》，半年時間里，我常駐太湖西山島，走遍幾十個小村，采訪數百人。太湖豐饒的物產，村民恬淡自然、開放包容的心性，時刻感動著我。今年我繼續住在太湖，又寫了7個中短篇小說，并希望寫個長篇小說，仿佛只有這樣，才能表達內心對這片熱土的喜愛。對我這個“新蘇州人”來說，“他鄉也是故鄉”，同樣是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審美寄托。

山川大河，荒原孤島，造就不同自然景觀，也在人類活動參與中形成有辨識度的“人間風物”。對寫作者來說，無論“他鄉”還是“故鄉”，只要遵從內心的認同，就應該用最大的力氣表達出來，這亦是寫作者的使命吧。

《 人民日報 》（ 2025年12月22日 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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